Her Future

郑亮不是个别现象，他只是戳破了现实的遮羞布：在无数课堂、会议室、评论区，女性一旦开口，就会被打压，被嘲笑，被扣帽子。父权社会不怕你温和，它怕的正是你愤怒，怕的正是你直言。

所以我们必须把话说得清楚：你们可以继续给我们泼脏水，可以继续叫嚷“极端”，但这只会让更多人看清你们的嘴脸。我们的愤怒不会被消音，我们的存在不是你们能随意污名的笑话。

所谓“极端女权”这个词，本身就是一把屠刀。只要你敢反抗，只要你敢表达愤怒，只要你拒绝沉默，你就是“极端”。他们不想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就给我们套上这个标签，把一切合理诉求打成“病态”。真正极端的从来不是女权，而是父权：极端地漠视，极端地控制，极端地掠夺话语权。

这种自诩“理性”的男性学者最可笑。他们假装超然，假装客观，但他们的“理性”就是冷血，他们的“中立”就是站在父权一边。他们要求女人冷静、温和、克制，不许喊，不许哭，不许愤怒。可我们凭什么？我们流过的血、忍过的痛、遭受的羞辱，难道要换来一句“你们太极端”？

郑亮事件：这是教育吗？这是赤裸裸的父权暴力！

郑亮在课堂上对女权的攻击，不是什么“理性批判”，而是赤裸裸的侮辱。他站在权力的高位，用话语把“女权”打成“极端”“娱乐化”的代名词，这不是学术，而是父权暴力的再生产。他不是在质疑一种理论，他是在羞辱一整个群体，羞辱那些为平等付出代价的女性。

更恶心的是他对女性身体的态度。月经不是借口，而是血写的现实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那种疼痛和不适，但在他的语境里，月经成了笑话，成了“迟到的理由”。这是对女性经验的彻底抹杀，也是父权社会一贯的冷酷逻辑：女人的身体不是需要被理解的存在，而是可以被嘲讽的靶子。

这种急切正是父权制希望女性在公共与私人之间不断证明“自己够独立”，却从未要求男性做同样的证明。

泰勒·斯威夫特的订婚所激起的争议，并非关于她个人，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女性。我们并没有在讨论她，而是在暴露自己对女性的期待：她必须永远独立，但独立不能太过；她可以成为偶像，但不能违背群体的投射；她能拥有婚姻，但最好不要提及子宫。

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她的选择，而是社会何以在一个女性宣布幸福时，依然迫不及待地重演对女性身体与人生的规训。

子宫作为公共议题

在这场舆论狂欢中，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她身体的消费与窥探。家庭成员转发所谓“子宫渴望生育”的玩笑，媒体与公众迫不及待地将讨论延伸至她的生育可能性。这种景象令人震惊却并不新鲜：女性一旦进入婚姻，便立即被视为潜在的母亲，她的身体被纳入公共讨论的议程之中。在父权逻辑中，女性的价值依旧被牢牢捆绑在生育功能上。

独立与婚姻的虚假对立

许多人将“独立女性”与“进入婚姻”视为对立面，但事实上，这种对立本身就是性别权力关系的产物。婚姻不应天然地意味着失去独立，正如单身也不必然等于自由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社会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把女性放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？

这种双重标准，本质上是父权制对女性自由的收窄：女性只能在对抗传统时被赞美，而无法在与传统和解时仍然被理解为自主。

投射与背叛的叙事

最尖锐的反应来自部分“Gaylor”群体。她们长期相信泰勒可能是酷儿，因此在她与男性订婚后感到被“背叛”。这种情绪的出现，本身折射出文化符号与身份政治的纠葛。然而必须明确：一个女性没有义务去承载他人的欲望投射，更没有责任通过伴侣选择来满足某一群体的认同需要。

女权主义强调的是主体性，而主体性的核心是——她有权选择，无论这个选择是否符合外界期待。

泰勒·斯威夫特的订婚与女性主体性的困境

泰勒·斯威夫特的订婚，本是个人生活的喜讯，却在短短数小时内被裹挟进全球性的讨论和争议。祝福之声之外，是无数怀疑、失望与揣测：她是否还算独立女性？她是否辜负了部分群体的期待？甚至，她的子宫是否“准备好”进入生育轨道？
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女性的私人选择，在公共空间中从未真正被承认为“私人”。

双重标准的镜像

在男性身上，婚姻往往被塑造为责任与稳重的象征；在女性身上，它却被不断质疑是否意味着创作力的衰退与独立性的丧失。独立女性的身份被严格绑定在“单身”这一状态之中，一旦选择婚姻，社会舆论就迫不及待地将其归类为“退步”。

好讽刺，四年前网友的发言依然适用：

“谁能给我科普下精神病是啥性别特色疾病，怎么出现在新闻里的男精神病人永远在砍人，砍女人孩子，而女精神病人永远在被卖给底层男人虐待致死”。

当一个女人的拒绝、一个女人的裙摆、一个女人独自出门，可能成为她的死亡理由，这个社会的问题，不是她太不小心，而是男人可以不顾后果地实施暴力。

我们要改变，不是适应
我不想再为受害者默哀之后，继续等下一条新闻。我不想再听“个案”的洗脑。我不想再看男人肆无忌惮地在公共空间和亲密关系里实施暴力，然后用“情绪失控”“精神病”“喝醉了”当借口。我们要的很简单：女性不必在拒绝时担心生命，不必在穿衣时担心暴力，不必在呼吸时小心翼翼。我们要的不是更多的提醒和恐吓，而是法律的执行力，是社会对暴力的零容忍，是父权逻辑被彻底撕裂的那一天。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每一次女性的死，都是对全体女性的警告——而我们，绝不沉默。

这不是个别男人的问题，而是一整套纵容、助长、洗白暴力的体系。

我们被要求谨慎活着，而不是自由活着

女性每天都在计算风险——这条路会不会太暗？这件衣服会不会引来骚扰？这个拒绝会不会让他暴怒？这不是敏感，这是生存策略。但请注意，这种策略的前提是承认：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，而这个环境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人为维系的。

如果社会还要教女性“自我保护”，那请先保护我们
我已经厌倦了每一次案件之后，新闻和评论区充斥着“女孩子要注意安全”“不要单独出门”“不要穿太暴露”。这不是建议，这是变相告诉我们——暴力会发生，而你必须为此收缩、隐形、沉默。暴力的责任永远在加害者身上，不在受害者的选择上。

这不是个案，而是父权的日常运作

南昌景区的剪刀、山西恋人之间的拳脚，不过是父权制的不同面具。它的逻辑简单而残酷：女人的身体不属于她自己，她的选择必须经过男性批准。拒绝男人，是冒犯他；穿裙子，是挑衅他；自主行走，是对他的权威的威胁。
更可怕的是，司法在一次次轻判中默许了这种逻辑。南昌案用“精神病”稀释责任，山西案用“缓刑”轻轻放下铁锤——法律本应保护弱者，却在男性暴力面前频频让步，把女性的生命和尊严贬得轻如鸿毛。这种暴力不是突然长出来的，它是社会一点一滴灌输的——从“男孩子欺负你是喜欢你”的童年笑谈，到“女生要自我保护”的成人忠告；从媒体对受害者穿着的评头论足，到法律对性别暴力案件的低效应对。

那一刻，她不是他的恋人，而是他的“私有财产”，他的“合法玩物”。他的理由是——“你不该这样穿。” 这个理由，和南昌的剪刀一样，都是用来夺走女性自主权的武器。

拒绝是权利，还是引火线？
社会总教导女性要学会拒绝，仿佛这是一剂万能的自救良方。但无数血案告诉我们：在父权逻辑下，女性的拒绝并不是结束，而是挑衅，是“欠教训”，是必须用暴力驯服的信号。于是，拒绝变成了赌注，赌对方是不是愿意放过你，赌你是否还能安全回家。

而穿衣自由呢？当男人可以赤膊走在街头，女人却要反复斟酌裙摆的长度、领口的开合，害怕的是——一个陌生人的目光，一句猥琐的嘲弄，或者一场无法逃脱的暴力。

当女性的拒绝与裙摆，成为“被处决”的理由

8 月 10 日，南昌，一名女大学生在景区旅行。陌生男子搭讪、骚扰，她说了“不”。在文明世界里，这本应是结束的信号——但在父权世界里，这却成了男人的宣战理由。男子转身拿出剪刀，刺向她的身体，一刀又一刀，直到她再也不能呼吸。事后，有人称他“患有精神疾病”。可事实是，他出门前带好剪刀，作案后冷静骑电动车自首。这不是失控，而是计划周密的杀戮。她的拒绝没有保护她，反而被判了死刑。

几乎同时，另一桩新闻同样让人作呕：山西，一名男子因为女友穿了裙子出门，对她拳脚相加，再施以性暴力。法院判处一年九个月，却缓刑两年——几乎等于免刑。

微博上看的 “男精神病在杀女人，女精神病在生孩子”

社会不能继续用漠视与轻描淡写来掩盖问题，每个女孩的身体、尊严和生命都应被看作不可侵犯的底线。

请不要传播或下载受害者被霸凌的视频，任何转发和扩散只会让赖某某再次遭受难以言说的二次伤害。我们需要让加害者面对后果，而不是让受害者在公共舆论中被再次剥夺尊严。选择停止传播，就是保护她、支持她最直接的方式。

从口号到行动：女性安全必须成为底线

事件后官方提出“零容忍”，但若无透明的制度、严格的执行，这句话依然只是空洞的安慰。保障女孩安全不能停留在舆论高峰时的承诺，而应成为具体可见的行动：建立更严厉的校园霸凌惩戒机制，修订未成年人犯罪处理制度，明确性别暴力的特殊危害性，提供受害者可依赖的求助通道。女性不应在制度的冷漠和社会的沉默中反复受伤。

每个女孩都值得被看见

赖某某的遭遇，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无数女孩面临风险的缩影。她的痛苦提醒我们，性别、贫困、残障、教育环境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，将弱势女孩推入无人保护的角落。关注这起事件，就是在守护所有女孩的安全。

这种忽视让霸凌一再重演，女孩的安全一次次被牺牲。教育环境若不从性别平等和弱势保护出发，所谓的校园安全只是一句空话。

创伤不止于皮肤：女孩需要更深的支持

即使官方已安排心理疏导，赖某某的创伤也远远超出了短期的慰问所能弥补。她被羞辱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自我认同与尊严。无数女性在遭受性别化暴力后，长久被困于恐惧与自我怀疑中。真正的救助不只是一次性的关怀，而是长期的心理支持、制度保障，以及社会对受害女孩持续的关注，让她重新相信世界并非只会伤害她。

沉默的社会：当公众的愤怒被压制

事件曝光后，江油市民自发前往市政府声援赖某某，但很快被驱散，甚至有人被带走。连最基本的集体发声都被压制，受害者母亲跪地求助却无处回响。女孩的痛苦不仅在于暴力本身，更在于社会的冷漠。当一个社会连最弱者的呐喊都选择沉默时，伤害就不只是个人悲剧，而是一种对女性安全的集体背叛。

校园责任：教育如何成为暴力的温床

赖某某此前多次遭霸凌却未获保护，这暴露出校园系统的失职。学校不仅没有成为女孩的避风港，反而默许了施暴者的气焰。很多时候，校园对女孩面临的性别化暴力视而不见，甚至将其当作“孩子之间的矛盾”轻描淡写。

这种多重压迫让她几乎没有反抗的可能。女孩常常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被看见的位置，当她的境遇还叠加了家庭条件和社会偏见时，受伤的风险更高、获得帮助的机会更少。这起事件不仅是校园霸凌，也是对贫弱女性的系统性忽视。

法律的冷漠：为何总让受害者失望

警方通报称，施暴者仅被治安处罚并送往“专门学校矫治”。施暴者甚至狂妄称“进去十多次，不到20分钟就出来”。这样的处理，几乎是在告诉女孩：即使你被羞辱、被打上数小时，社会也不会为你讨回应有的公道。制度的漏洞，使得对女性的暴力常常得不到足够的惩戒，尤其是当施暴者是未成年人时，受害者的权益总被放在次要位置。缺乏真正的司法威慑，等于在纵容下一次暴力。

性别化羞辱：暴力为何总指向女性的身体

赖某某被逼脱衣、下跪，这不是简单的打斗，而是赤裸裸的性别化羞辱。女孩的身体被用作惩罚与羞辱的工具，这背后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控制，甚至连同龄的女孩也在模仿这种权力结构。女性成长过程中，身体常常被视作可以被评论、被支配、被侵犯的对象，而这起事件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缩影：她们不是在纯粹的冲突中打人，而是在用羞辱身体的方式建立控制和恐惧。这种内化的性别暴力让女孩对女孩施暴成为现实。

弱势叠加：贫困、残障与女性的双重困境

赖某某因母亲是聋哑人，早在校内就被孤立、欺辱。她不仅承受性别身份带来的脆弱，也在贫困和残障家庭的标签中被进一步边缘化。

骇人霸凌：年少不是暴行的免罪符

14岁的赖某某被三名同龄女生诱骗至废弃楼房，遭到长达数小时的殴打、辱骂和强迫脱衣，这段视频被拍下并传播至网络。事件震惊全国，人们愤怒的不只是暴力的残忍，更是对弱小生命如此肆无忌惮的践踏。未成年不是伤害他人的理由，所谓“年少”不能成为暴行的遮羞布。这样的暴力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冷酷的现实：当受害者是女孩，她的身体和尊严往往被当作攻击的首要目标，社会对这种性别化的伤害仍然缺乏真正的保护机制。

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讨论案件事实本身，个人道德评价或者背景揣测可能不太有建设性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强调，维权需要理性，不能再用情绪去赌命。证据意识、程序正义、制度保障，这是女性真正需要的东西。草率的举报只会伤害无辜、撕裂社会、让真正的受害者更孤立无援。说得残酷点，每一次不负责任的指控，都会成为反女权者最锋利的子弹。

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是一记警钟。它告诉我们，当情绪裹挟理性、当舆论取代程序，所谓的“勇敢”会变成鲁莽，所谓的“维权”会变成反噬。想要让女性发声不再被怀疑，想要让真正的受害者获得支持，唯一的办法是：用证据说话、走正当程序，而不是把命运交给社交媒体的流量洪流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起事件正在反噬女权运动本身。举报失败后，网上的反女权情绪一夜高涨。很多人直接扣上“女权就是乱告人”的帽子，把个案的失误扩展成对整个群体的否定。真正的受害者怎么办？她们以后敢不敢再发声？在“是不是又是误会”的质疑声里，举证门槛只会越来越高，女性维权的道路只会更窄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女生在这件事上确实做错了，但更大的问题是，制度没有给她指引。高校缺乏透明的调查机制，导致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合法申诉。性骚扰在司法上取证困难，法律和现实之间的缝隙逼得受害者只能求助舆论。可舆论是把双刃剑，一旦反噬，不仅毁掉了个人，更让整个议题退回原点。

她的感受或许是真实的，但感受不等于法律事实。当情绪冲上头，把指控直接丢进舆论场，就是把对方的名誉放在了火刑架上。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不只是“勇敢”，更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，甚至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伤害。

而社交媒体更是让火烧得更猛。我们都见过这种舆论节奏：视频一发，几乎没人关心调查，情绪直接压过事实。校方仓促站队，为了息事宁人先处分人再说。可当最终判决推翻一切时，留下的只有两败俱伤——男生被冤屈两年，女生背上“诬告”的骂名，学校的处理更被讥讽成“跪在舆论面前”。这一连串的反转，让人心寒：维权难，但情绪化维权更可怕。

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：当草率举报反噬维权，谁来为信任买单？

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，一开始被包装成了一场“女生勇敢站出来”的维权案例。她拍下视频、发到网上，控诉男生在图书馆性骚扰。舆论瞬间爆炸，支持她的声音铺天盖地，校方在压力下第一时间处分了男生。可两年后，法院判决明确写下“不构成性骚扰”几个字，舆论却立刻反转，男生洗清冤屈，女生被骂“诬告者”。这场从“正义”到“翻车”的急转弯，刺痛的不只是当事人，更让整个社会重新质疑：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举报、证据和维权？

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举报不能只凭“我觉得”。在司法层面，性骚扰的成立需要明确的性暗示和针对性，可女生提供的视频并没有支撑这一点。

为什么当女性在 AI 伦理或治理领域提出关切时，常常被贴上“情绪化”的标签？
这些问题并非与论坛的光鲜舞台相悖，恰恰是我们在见证女性
站上舞台时，更应该一起去推动解决的。

真正的“AI向善”，必须有女性的力量
科技是中性的，但社会不是。正因为如此，女权主义在数智时代更显得迫切。真正的“AI向善”，必须包括对性别平等的主动设计和维护；真正的“她向新”，不是让女性去适应科技世界，而是推动科技世界为女性重新设计。

科技不是只有一条路径，女性的未来也不是既定结局。AI可以是冷漠的算法，也可以是为我们打开新可能的工具。取决于我们，取决于所有拒绝缺席的“她力量”。

隐忧与质问：光鲜舞台背后的现实困境

然而，我也想提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。即便在这样一个被称为“菁英论坛”的场合，女性的科技叙事仍然被局限于“菁英化”“代表性”的话语之中。这种场景本身充满力量，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：更多普通女性在AI浪潮下可能面临失业、技能更新压力、以及被智能化系统排除在外的风险。女权主义从来不仅是庆祝少数人的成功，更是质疑那些让大多数女性失声的结构性障碍。

结构性障碍：为什么女性科技之路依旧艰难

我们需要在谈论女性科技力时，直面这些问题：
为什么 STEM 教育中女性比例依旧偏低？为什么职场上的女性科技人才流失率更高？

过去，我们总是被告知科技是男性的舞台，理工科是男性的擅长领域，AI更是冰冷、理性的领域。但这次论坛用行动回应：女性不再只是围观者，而是直接在算法、伦理、治理和创新中发声。

制度支撑：从倡议到结构化行动

值得关注的是，论坛不仅提出了提升女性科技教育与创业资源的倡议，还成立了“全球数字赋能妇女发展交流合作中心”。这一步，看似是政策与平台的搭建，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呼吁：女性不能被动等待机会，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制度支撑、培训路径和资源链接。尤其是在 AI 时代，算法决定分配、数据决定趋势，如果女性在数据背后缺席，那所谓的“智能”不过是带着偏见的延续。

AI女性菁英论坛：一场不仅仅是科技的大会
在过去的一周，202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·AI 女性菁英论坛在上海落幕，这场论坛的主题是“AI向善？她向新：数智女性的未来”。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女性议题的账号，我不得不说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科技大会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科技行业中女性力量的现状与未来。

从观众到创造者：女性正在重写科技叙事

我们看到，论坛上聚集了来自政界、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女性领袖，她们站在舞台中央，用自己的故事和专业证明：女性不仅是科技的使用者，更是创造者与推动者。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加速、数智化重塑生活的今天，这种场景极具象征意义。